陶秉坤在牛角冲一面陡坡上栽的百余株油茶树已经成林，每年都能采摘到三、四担鲜果，但晒干剥出籽来就不足一担了。陶秉坤挑着茶籽颤颤悠悠来到油榨坊换油。油榨老板是老熟人，看了看茶籽的干湿，也不讨价还价，就往他带的油竹筒里装了五斤油，然后两人就坐下来喝茶，聊聊天气与收成。正聊着，陶秉贵捧着本丁口册黄着一张脸来了。自国民政府将县以下行政区辖改作乡、保、甲以后，陶秉贵就当了石蛙溪的保长，以富人管制穷人，似乎历来如此。陶秉坤虽然一百个看不起这个鸦片鬼，却也不能不服从他的权威。陶秉贵见了他就咧开满嘴黄牙一笑：“秉坤也在这里，我正好找你收钱呢！”
一听收钱陶秉坤心里就烦起来了：“又收什么催命钱？”
陶秉贵一本正经：“这回是保命钱！你没见公屋里贴的县政府的告示？要开展‘一元献机’运动呐！捐钱买飞机，跟日本佬儿的飞机干仗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！”
陶秉坤无话可说了，这钱必须得出，虽是一介草民，却不可因利忘义。日本佬的飞机已时不时出现在安华县的上空，县城已挨了两次炸，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飞机屙巴巴，”民谣传播着对异族的仇恨和恐惧。
陶秉坤问：“我家要捐多少？”
陶秉贵说：“十六元。”
陶秉坤说：“不是‘一元献机’么？怎么要这么多？”
陶秉贵说：“那是县里说的，可到了乡下就变两元了，乡公所的茶水费，还有我们这些人的跑腿费，也要有地方捡账是吧？你家八口人，不就是十六元么，这个账你还不会算？”
陶秉坤立即火了，这不是借捐机之名搜刮百姓钱财吗？两眼就一鼓：“我没有这么多钱！有钱捐鸡（机），可没钱养狗！再说我家只七口人，哪来八口？”
陶秉贵说：“玉林不是你儿子呀？”
陶秉坤说：“他离家都十几年了。”
陶秉贵拍拍丁口册：“可他的名字还在我册子上呢！秉坤，哪个不晓得你做梦都想买田置地，怎会没钱？这可是抗击倭寇的大事，你若带头抗捐，可不光彩呢！”
陶秉坤说：“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我也只按告示上说的，‘一元献机’，多的没有，要你就跟我回家去拿。陶玉林的那一份，你找他自己要去！”
他气呼呼地挑起空箩筐，提起油竹筒往扁担扎上一挂。不知用力过猛还是那挂绳过于陈旧，崩地一声断了，油竹筒掉到地上，幸好未破，可黄澄澄的茶油已泼出来了。他眼疾手快，将竹筒扶正，可还是洒掉了一些。这一来他愈发懊恼，瞪陶秉贵一眼，气哼哼地回家去。陶秉贵跟随在后喋喋不休：“秉坤呀，我晓得你把钱看得重，少交几块就少交几块吧，谁让我们是叔伯兄弟？可你不该在外人面前跟我争吵……”他绷紧脸皮不理他，到家后拿出八元钱恨恨地甩入他手中。他并非舍不得多出几块钱，他只是不情愿自己的血汗钱让陶秉贵的烟枪烧掉，同时也恼恨他的孽子陶玉林，离家出走十几年了，还让他受累怄气。
其实陶玉林此时此刻已距家乡不远，他所在的第74军57师踞守在与安华县接壤的湘西北重镇常德。但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来想念故乡和缅怀往事，残酷的战争把他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之中。在洞庭湖以西的这片平原和丘陵上，中日双方投入了几十万兵力，展开了对整个局势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常德会战。整个战役初以日军的进犯和国军的阻击为开端，经过半个月的外围厮杀之后，三万日军精锐之师将仅有八千守军的常德城团团围住，发起猛烈攻击。
陶玉林带着他的连队守在东门，处于日军攻击重点部位。城墙很快就被炮弹炸垮了，日本人蝗虫般一波一波地涌上来，又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杀回去。激烈的肉搏大大简化了人的思维，除了如何杀敌和如何不被敌人杀，什么也不用去想。厮杀间隙，躲在工事里抽一支美国的骆驼牌香烟，那是最美的享受。整个守城血战期间，陶玉林眼里只有三种颜色：黄色的敌人，灰色的我军，红色的则是敌我双方洒在残壁断垣间的血。这三种颜色交错重叠，狂飞乱舞，构成一幅怪异疯狂的画面。随着战斗惨烈程度的增加，他左右灰色的人影越来越少。每天都有好几次肉搏，他用刺刀戳进日本兵的身体时，感到像切南瓜。日本人肉紧，容易将刺刀咬住，须将刺刀拧动一下才能拔出来。东门终于失守了，他的连队伤亡得只剩下了他自己，而幸运之神似乎一直在照看他，他奇迹般毫发未损。常德城防被日军突破，守城官兵与敌人展开巷战。日军即使突入了城中，在中国军队的殊死抵抗面前，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。57师孤军血战十六个昼夜，八千将士拼得所剩无几，千疮百孔的常德城终于沦落敌手。
十二月三日凌晨，陶玉林等二十余人跟随师长余程万悄悄登上一条划子，向沅水南岸突围。刚爬上南岸的江堤，就被敌人发现了。他们且战且走，黑夜中难辨东西，没多久就全被敌人冲散。陶玉林提着枪独自疾行四、五里，天色已露微明，踅入一僻静山村，藏入一间空牛栏，将稻草抖乱压在身上，沉沉地睡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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