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三点多，在办公室，一大队的五个刑侦人员聚到了一起。
大屏幕上投影着徐如山的图片，旁边大白板的中央也是徐如山的相片，用红色的磁铁压着。照片向左、向下方向画了一些直线，横向线指向的是“死因，窒息致死”；往下的有三根线，一个连向“张海健”，一个连向“杀手”，一个连向一个“？”
鲍青沉声道：“根据大家收集的情况，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作案过程，凶手从别墅后面的窗户进入，在卧室用乙醚迷昏徐如山，在拖动中划伤了徐如山的腿，然后凶手背着他到地下室，徐如山的伤腿刮在楼梯拐口的墙上，留下了血迹。凶手把徐如山转移到地下室，目的是要问出徐如山的一些秘密，又要防止响动太大被别人发现。”
章佩佩看到鲍青示意的目光，接过话茬说：“从尸检情况看，徐如山很快从昏迷中醒来，并受到了凶手的非人折磨，因为他身上的伤绝大部分是生前留下的，凶手残忍、暴力，也懂一些医学常识，他实施折磨的地方往往是身体的神经密集处，很容易让人崩溃，而且，徐如山肯定在短短时间内几次昏厥。”
大家一时默然，眼里闪出愤怒的光，他们很久没有碰到如此毫无人性的罪犯了。
鲍青说：“小赵，你把徐如山的那一番话再播一遍。”
徐如山渗人的声音播出：“我无耻，我卑鄙，我不是人，饶了我吧，我真的没杀梅思雨呀。不，不，不，我不好，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有罪，我罪该万死。”
虽然听了不止一遍，鲍青还是认真体味着凶手到底要传递什么信息，如果还原成真相，凶手和雇凶者是要告诉世人和警方，徐如山曾经对不起梅思雨，不管他杀没杀梅思雨，他都该死。这个雇凶者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难道是张海健吗？
“现在，”鲍青说，“大家也说说吧。一个是给嫌犯画个像，一个看看罪犯的动机是什么，再看看要不要和梅思雨案并案。”
杨毅说：“现在基本上可以给凶手画个像，身高1米75左右，年龄40岁左右，凶手应该是老手，极可能有前科或者身背血案，从他处置摄像头，在现场、尸体上没有留下痕迹，取钱伪装、躲避监控等情况看，他是惯犯，有较强的反侦探能力。问题是这样的人往往会流窜作案，抓捕十分困难。”
章佩佩说：“从解剖情况看，作案动机很像是仇杀，从凶犯把尸体摆成跪下的样子和徐如山的喊叫看，都是这样。”
孙大勇反问道：“如果是凶犯故意制造这样的场景呢？”
杨毅说：“我们破案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，假如简单的走不通了，再考虑复杂的，头儿，你说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鲍青不搭理爱表现的杨毅，岔开话：“目前有几个疑点，大家斟酌斟酌，这几个疑点，很有可能也是我们破案的方向。一个，目前看来，是雇凶杀人，既然是雇凶杀人，那么背后的主谋是谁？”
杨毅脱口而出：“张海健。”
孙大勇问道：“证据呢？”
杨毅说：“没证据，找呀，我就不信邪。”
孙大勇：“我询问过张海健，他说徐如山死的那晚，他回到家后，门边都没出。我看了他家门前的监控摄像头，情况属实。他打电话给徐如山的内容，是要到微光集团拿去梅思雨的遗物。”
不服气的杨毅说：“那是他的一面之词，不作数的。”
同样不服气的孙大勇说：“哥们，如果方向错了，会失去宝贵的破案48小时。”
鲍青起身在大白板的右边写上：“疑点1：主谋？”
转身坐下，又说道：“第一个疑点先不谈，第二个疑点，凶手是如何混进宜山别墅区的？”
孙大勇说：“我在查监控的事，昨天下午到案发都没有进入可疑人员，那么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凶手藏在某个业主的车内进入小区，这个业主也可能就是主谋。”
点点头的鲍青说：“第三个疑点，是主谋和凶手是精心策划，还是随机犯罪？”
孙大勇说：“应该是前者，作案时间正好选在老婆孩子不在家的时候，刻意破坏掉摄像头，又故意给我们留下一段视频，作案后又处理得很干净，这些都剔除了激情作案。”
杨毅说：“我也觉得是事先策划的，唯一的漏洞是凶手竟然第二天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。有可能凶手觉得我们警方反应不会那么快，侥幸心理下，就铤而走险了。”
认可大家想法的鲍青说：“第四个疑点，凶手明目张胆地把死者摆成忏悔的模样、留下录音，像在为什么人报仇，结合徐如山说的不是他害了梅思雨，主谋的报仇很有可能与梅思雨有关。现在，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故布疑局，存疑，我同意杨毅的看法，不要自己绕自己。”
杨毅露出怡然自得的笑容。孙大勇不屑地瞥他一眼。
鲍青：“关于动机，我们知道有动机的是张海健，还有没有其他人？这涉及到对梅思雨社会关系的梳理，也许，我们忽略了一个或者两个关键人物。”
章佩佩知道鲍
第十一章：抽丝剥茧的侦破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